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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科貝特的海軍史著與史觀——現代海軍史學之集大成

國際關系研究 | 作者: 劉晉 | 時間: 2019-05-27 | 責編: 龔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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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利安·科貝特是現代海軍史學上的集大成者。在勞頓和馬漢奠定的基礎上,他以批判運用多國檔案史料的現代史學研究方法,在國家與更廣闊的國際關系背景中研究海軍歷史,首次真正實踐了大規模的現代海軍史研究。他出版的七部史著為現代海軍史研究樹立起極高的學術標準,扭轉了人們對若干神話的認識,修正并深入發展了馬漢的思想,揭示出海上力量在擁有歷史偉力時亦有重大局限。對史家角色及歷史研究作用認知上的差異是科貝特與馬漢得出不同結論的根源。歷史及后世研究已經證明,科貝特基于現代史學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更為可靠和經久。

【關鍵詞】海軍史;朱利安·科貝特;馬漢;海洋戰略

 

       在現代海軍史學逐步興起的過程中,英美兩國的一批史學家和海軍軍官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三人地位顯赫、影響深遠。英國海軍史學家約翰·諾克斯·勞頓(John Knox Laughton)為海軍史學的現代化奠定了方法論上的基礎,使其逐步得到英國主流史學界的認可,并成為英國史學現代化運動的重要力量。[1]美國海軍史學家和戰略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將海上力量與強國興衰聯系在一起,在國際關系背景中研究海軍史,開辟了海軍史研究的新路徑。此外,馬漢還在激發公眾對海軍史的興趣方面發揮了無人可比的作用。

       英國海軍史學家與戰略家朱利安·科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批判吸收了勞頓和馬漢的長處,避免了他們研究中的缺失與不足,以批判利用多國檔案史料的現代史學研究方法,在國家和廣闊的國際關系背景下研究海軍史,真正實踐了大規模嚴肅的海軍史研究,成為現代海軍史學上的集大成者。他出版的七部史著扭轉了人們對若干神話的認識,修正并深入發展了馬漢的思想,并為后世海軍史研究樹立起極高的學術標準。遺憾的是,科貝特在海軍史學上的這一地位并未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在專業但小規模的海軍史學界之外,他主要是以“與馬漢齊名的”海洋戰略家的身份為人所知。[2]因此,本文試圖在海軍史學現代化的背景下全面、系統地剖析科貝特的海軍史著,揭示其主要特點和結論,并對比科貝特與馬漢在史學觀念上的異同,具體展示其對現代海軍史學作出的貢獻。


一、勞頓、馬漢與海軍史研究的現代化

       海軍史研究的現代化始于19世紀中后期的英國,到20世紀初期達到高潮。這期間英美兩國的一批史學家和海軍軍官在英國史學現代化運動的影響下,開始有意識地以蘭克式現代史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海軍史,以擺脫浪漫主義海軍史著“不準確、錯訛眾多、可讀性不強等諸多弊病”。[3]而所謂“現代化”的海軍史研究,主要包含兩大內容:一是批判性運用一手檔案史料作海軍史研究。由于海軍史的政府和國際性質,政府的、多國的檔案史料更具權威性;二是逐漸擺脫編年體式的海軍史寫作,要在國家或更廣闊的國際關系背景下,研究海軍史上各種重要事件的原因、結果與影響,而不是簡單地記錄、敘述戰斗經過或抒發情感。海軍編年史越來越被視為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而不是歷史研究本身。勞頓和馬漢分別在這兩個方面為海軍史研究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勞頓是那個時代百科全書式的海軍史權威,在現代海軍史學上功績卓著。他1852年畢業于劍橋大學,后加入英國海軍,擔任了32年文職教員,期間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教育、影響了大批英國海軍軍官。從海軍退休后,勞頓接任英國史家薩繆爾·加德納(Samuel Gardiner),在倫敦國王學院擔任了29年現代史教授。在長達61年的海軍教員和學院教授生涯中,勞頓對海軍史研究的現代化作出了三個方面的卓著貢獻:一是澄清海軍史研究的價值,最早提倡并實踐了現代化的海軍史研究。英國海軍不受嚴重挑戰的主導權、陸軍在19世紀數次重大戰爭中的顯赫地位、海軍科技的快速更新以及海軍史研究本身的業余狀態,都使海軍史研究的價值受到廣泛質疑。在這種背景下,勞頓利用其教員身份和軍內平臺有力地闡明了科學海軍史研究在清除舊式研究弊病和神話,準確展示歷史教益,提升海軍教育和戰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扭轉了部分軍官和史家對海軍史研究的態度。最關鍵的是,勞頓以身垂范,一生筆耕不輟,大量著述,成功使海軍史研究得到英國主流史學界的認可,并成為英國史學現代化運動的重要力量。二是推動海軍史料協會成立,并借此平臺推動大批檔案史料的編輯和出版,為海軍史研究的現代化提供了關鍵燃料。該協會至今仍在運行,訓練了一大批海軍史學家,并將軍外史學家吸引到海軍史研究的行列中來。三是直接影響了美國海軍學院的創始人斯蒂芬·盧斯(Stephen B. Luce)、馬漢、科貝特等人的治史觀念,并通過他們間接影響了英美兩國數代海軍史家。

       勞頓的缺失與不足亦很明顯。這主要表現為終其一生勞頓都未能出版一部大規模海軍史著,更未能發展出成體系的海洋學說。受過頭的實證主義史學觀念影響,勞頓一生關于海軍史的豐碩著述絕大部分是傳記條目、小規模文章或書評。他出版的14部著作,要么是關于海上自然科學的,要么是上述傳記條目的集成,要么是短篇名將傳記,沒有一部是連貫成體系的海軍史著。[4]此外,這些小篇幅著述散落在長達數十年的各類期刊、雜志之中,也很容易為后人所忽視。勞頓對現代海軍史學所作的貢獻在他去世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為人所忽視,這方面的缺失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馬漢在海軍史學方面的貢獻和不足恰好和勞頓形成對比。在著書立說這個方面,馬漢取得了遠勝于勞頓的成就。包括其最知名的“海權四部曲”在內,馬漢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發表了七部海軍史著。[5]他所創立并成功地推廣的海權學說,不僅使他本人取得經久不衰的盛名,還影響了現代海洋戰略學說的發展方向,并曾對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海軍政策產生一定影響。馬漢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極其顯赫,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包括勞頓和科貝特在內的其他海軍史家作出的貢獻,以至于后世海洋戰略研究者以及相當一部分海軍史家都將其視為各自領域的奠基人。

       馬漢確實在海軍史研究領域作出了偉大貢獻。他開辟出海軍史研究的新路徑,一改前人在海軍史著述中僅僅關注海軍作戰或人物生平的做法,在國家及更廣闊的國際關系背景中研究海軍史,考察了海權對19世紀之前的戰爭與強國興衰的影響。[6]他在融合海軍史與國際事務方面的影響深遠。有海軍史家抱怨,馬漢以來的海軍史研究“過于強調”國際事務,以至于忽略了國內事務。[7]與此同時,勞頓的優點正是馬漢做得很不夠的地方。勞頓深受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束縛,在考證清楚每一個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前遲遲沒有下筆撰寫大規模的海軍史。馬漢則自由、大膽地多。在大量海軍檔案史料還未得到有效整理和出版,為數不多的海軍史著述可靠性還存疑的情況下,他就撇開原創性研究,大量運用法語二手著述,并就此發展出一套學說。也正因為此,他得出的許多結論并不牢靠,已被后世的研究所否定。


二、從德瑞克到杰里科:科貝特的海軍史研究

       科貝特的歷史研究避開了勞頓和馬漢二人的短處,吸收并擴展了他們的長處,為現代海軍史研究樹立起極高的學術標準。他既不像勞頓那樣僅僅寫作小規模文章或人物傳記,也不像馬漢那樣忽視或有意撥弄史料以證明一種預先設定的觀點。從第一部海軍史開始,他就一直堅持批判使用多國檔案史料,在國家及國際關系背景中作原創性研究。如果說科貝特與勞頓的治史觀念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別,那他與馬漢之間則存在根本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決定了馬漢的海軍史研究在學術性和嚴謹程度上都要遜色于科貝特。

       科貝特步入中年后才進入海軍史研究的領域,但非常勤奮和多產,這一點與馬漢很像。他1854年出生于倫敦,曾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律并取得優異成績。大學畢業后有過一段短暫且名不副實的律師生涯,后轉入寫作領域并出版了四部小說,但未能成功,倒是關于英國古代海軍將領蒙克(George Monk)和德瑞克(Francis Drake)的兩部人物傳記反響不錯。他后來干脆放棄小說創作,直接轉入歷史研究并于1893年成為勞頓推動成立的海軍史料協會的創始成員。1903年因為在海軍史研究領域的出色表現而得到英國海軍若干高級軍官賞識,先后出任英國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史學教授和戰略講師,共任教11年。一戰期間科貝特參與了英國海軍參謀處和帝國防務委員會的一些工作,并于戰后撰寫了英國官方海戰史的前三卷。[8]

       從1898年出版首部海軍史著《德瑞克與都鐸海軍》開始,科貝特在24年的時間內寫作了七部海軍史,其中五部由其獨立出版,另外兩部則為在海軍部及帝國防務委員協助下撰寫的官方海軍史,所研究的歷史時段覆蓋伊麗莎白一世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外,他還為海軍史料協會編輯了六部檔案文件,并發表了數篇頗具影響力的海軍史文章。[9] 就重要性而言,科貝特對現代海軍史學作出的貢獻主要體現為他所撰寫的七部大規模史著,其次才是他編纂的歷史檔案文件和有關海軍史研究的專門論述。這一點與勞頓有很大不同。造成這一區別的原因有三:首先而且也最重要的是,他受實證主義觀念的影響沒有勞頓那么強烈。科貝特在大學時期學習的是法律,畢業后是由寫作小說而轉入海軍研究的。虛構類寫作帶給科貝特的乃是浪漫主義的影響,使他對歷史研究的態度不像勞頓那樣要求絕對的科學性。[10]其次,科貝特進入海軍史研究領域的時間較晚。到了19世紀末,在政府機構、各類海軍宣傳團體以及勞頓、馬漢等人的推動下,公眾對海軍的興趣顯著上升,不少史料開始得到整理和公開,為大規模海軍史著提供了必要的市場和寫作條件。科貝特由此在寫作了兩部海軍人物傳記后具備立即轉入連貫海軍史研究的外部動力。最后,科貝特出生于富足的商人家庭,一生都未曾受到經濟問題的困擾。他也因此在歷史研究中更少顧慮,更為從容。

       因此,考察科貝特的海軍史研究,首先要做的便是全面而系統地分析他的海軍史著在研究方法與路徑、寫作安排與風格等方面的特點。在從事這一工作時,需要根據這幾個方面的特點將他的海軍史著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科貝特個人獨立出版的五部著作以及一部日俄戰爭海戰史。其中的日俄戰爭海戰史盡管就其性質而言屬于官方海戰史,但因為保密而不公開出版,且基本與英國海軍沒有重大直接關聯的緣故沒有影響科貝特的寫作。第二部分則為英國官方一戰海戰史前三卷。這三卷的出版時間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間極短,其中涉及的許多高級軍官當時仍然健在,又受到海軍部的強力干涉,因而與科貝特之前的著作風格差異較大,需要單獨分析。

(一)現代海軍史家地位的確立

       《德瑞克與都鐸海軍:英格蘭崛起為海洋強國的歷史》是科貝特寫作的第一部海軍史,初版于1898年。[11]這部海軍史是科貝特1890年出版的傳記《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的自然延伸。[12]兩年后,作為這部海軍史的續篇,科貝特出版了《德瑞克的繼承者》一書,從而完成了他以16世紀后期至17世紀初的英格蘭西班牙斗爭為核心內容的英國海軍史研究,也牢牢確立了他現代海軍史學家的地位。[13]以現代史學的研究方法,將海軍行動置于國家及國際關系的背景中作原創性的研究,是這兩部海軍史在寫作方法和路徑上最顯著且得到后續史著延續的特點。首先,科貝特幾乎完全使用了原始的和多國的一手檔案史料。對比馬漢約十年前出版的前兩部海權系列史著幾乎完全使用二手著述,且集中于法語著作的情況,便能夠立即發現科貝特研究的優點。[14]這些史料在科貝特的細致研究中產生出許多能夠久經考驗的成果。例如,就《德瑞克與都鐸海軍》第一卷而言,撰寫了該書1988年版導言,本身為專攻伊麗莎白時期英格蘭的英國史學家理查德·沃納姆(Richard Wernham)認為,科貝特清楚地認識到,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英格蘭與西班牙的爭端首先開啟了海權與帝國的交織,他對德瑞克生平和事業的敘述放在該書出版九十年后來看依然是“最好和最全面的”,他關于德瑞克1577-80年間巡航動機和目標的觀點也未曾受到嚴重挑戰。[15]

       在國家與國際關系的背景中研究海軍行動是這兩部史著顯示出的第二個特點。從勞頓開始,僅僅是海上戰斗的敘述再也無法讓史學家滿意。他們不僅要敘述這些戰斗的經過,還要研究它們的起因和影響。馬漢在他的海權系列史著中將這種寫作路徑發展到一種新的層面,讓史學家們認識到除了編年史和人物傳記外,海軍史還可以有怎樣一種寫法。他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的前言中明白無誤地表明了這一點:“本書意將海洋利益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并不將它們與整體歷史中的因果環境相割裂,并試圖展示它們是如何改變后者,并被后者所改變的”。[16]科貝特完全接受了這種寫作路徑。他在《德瑞克與都鐸海軍》前言的一開始就宣布該書的目的在于“概覽英格蘭是在怎樣的環境中第一次由于其海上的力量而成為歐洲體系中的控制性力量的”。[17]因此,對德瑞克及其他將領活動的研究皆服務于這一目的。

       為貫徹這一目的,科貝特在具體寫作中需要不斷地將德瑞克等將領的活動與伊麗莎白一世的國務政策,英格蘭與西班牙的爭端與整體戰爭背景相互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例如,他研究了英西戰爭的原因,并認為這場戰爭對英格蘭政府、人民和商人階層來說分別是政治性、宗教性和貿易性的,其中的貿易因素是導致英西沖突的重要因素。這種沖突原因表明英格蘭海軍將領在非洲及美洲海岸活動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財富而非占領殖民地。此外,國務家的政策亦會對海軍將領的行動產生重大影響。例如,科貝特認為,德瑞克占領了西班牙重要港口城市又隨后放棄,部分源于對女王政策以及財政問題的顧慮。[18]

       作為一個整體,科貝特融合了上述兩大特點的這兩部史著在海軍史學上是劃時代的作品。從19世紀中期的約翰·科洛姆(John Colomb)開始從帝國視角研究海軍問題以來,先后出現了勞頓、馬漢、菲利普·科洛姆(Philip H. Colomb)等推動海軍史現代化的重要實踐者。[19]勞頓從研究方法的層面奠定了海軍史研究的現代化基礎,馬漢則實踐了廣闊的海軍史研究路徑。然而,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同時將現代海軍史的這兩項鮮明特點融合起來。盡管如此,科貝特最初的這兩部海軍史著并非完美無缺,《德瑞克與都鐸海軍》仍具有鮮明的傳記特點,他的一些觀點亦被后來進一步的研究所修正或挑戰,他亦常常遺漏一些材料的出處從而使其學術性略打折扣。但是,就同時代海軍史學的發展狀況而言,科貝特前所未有地徹底實踐了現代史學意義上的海軍史研究,寫出了極高質量極具學術性的作品。[20]

(二)科貝特海軍史研究的成熟

       1903年以后,得益于皇家海軍戰爭學院的教學活動以及與高級海軍軍官的直接接觸,科貝特后續的海軍史著愈加成熟。以單獨一位或寥寥幾位海軍將領為中心寫作海軍史顯然無法完全滿足科貝特徹底貫徹上述寫作路徑的要求。從第三部海軍史著開始,他徹底拋棄了這種寫作安排而越來越關注國務家、國際形勢以及陸上行動與海軍的相互聯系,關于單獨海軍行動的敘述有時候甚至只占到很小的篇幅。這種寫作安排在他1904年出版的兩卷本《英格蘭在地中海:不列顛在海峽之間的權力崛起與影響研究,1603-1713》達到極致。[21]這種狀況是科貝特有意選擇造成的。這一時段的海上戰爭主要是發生在英吉利海峽周圍的英荷戰爭,同時期的地中海未發生海上大戰。但是他認為,“沒有發生的至少與已發生的同等重要”,與荷蘭的斗爭只是英國海軍史中的一個片段,而地中海則涉及到大海軍戰略(higher naval strategy)所要面對的最關鍵問題:英國權勢在地中海的“無聲”崛起深刻改變了整個歐洲體系,到20世紀初仍在產生影響。因而,要展示英格蘭在歐洲的地位是如何依賴其在地中海的艦隊,就牽扯到大量的軍事史與外交史,而這一部分歷史“只能在其與海軍壓力的關系中,在諸位將軍、大臣與外交家之間的通信中才能發現”。[22]

       無論是時間跨度還是地域范圍,大規模歷史研究總是困難異常。科貝特就曾經認為,過去英國海軍史著中的斷裂和混亂就是因為那些作者無法恰當地處理大范圍的研究對象。為了避免這一問題,就要找到一條發展主線,盡可能不要偏離它。17世紀英格蘭在地中海權力的崛起就是他緊緊抓住的那條主線。[23]這種安排確實便利了科貝特的研究,但也使他犯下他自己極力避免的錯誤,即帶著明顯的傾向進行歷史研究。他為了展示17世紀早期英格蘭便有一個地中海政策而對相關事實的選擇和解讀,無法令人滿意。[24]因此,就歷史研究而言,這部著作帶有明顯的缺陷。盡管如此,就展示國家、國際關系、軍事與海軍行動之間的緊密聯系這種寫作路徑而言,這部作品是科貝特海軍史著中“最重要的”。[25]

       科貝特顯然意識到這種大跨度寫作給他的研究帶來的問題。在后兩部海軍史著《七年戰爭中的英格蘭:聯合戰略研究》以及《特拉法爾加戰役》中,他就將研究范圍縮小到一場戰爭,甚至一場戰役。[26]在《七年戰爭中的英格蘭》一書中,科貝特嘗試了一種新的寫作路徑,即將細致的海軍史研究與戰爭理論的研究結合在一起。除了對七年戰爭本身的研究,他還專門討論了艦隊的功能并在其中區分出主戰略(major)和小戰略(minor),戰爭的性質與目標,戰爭與外交的界限、進攻與防御的相互優勢及缺點,以及有限戰爭。他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明確無誤地顯示出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影響,并在其1911出版的《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一書中達到更為成熟和連貫的狀態。[27]

       科貝特在《七年戰爭中的英格蘭》中進行的這種嘗試成敗參半。科貝特研究的權威學者,本身亦為專業海軍史家的舒爾曼曾就此有過如下富有啟發性的評論:“《七年戰爭中的英格蘭》展示了軍事與政治政策之間驚人的復雜聯系。它是否牢靠地展示了它所引入的所有戰略哲學可以爭論。無可爭辯的是,作者在此書中開創性地將大戰略層面的戰爭理論與基于原始材料的細致海軍史研究相互闡釋……作為結合(marry)戰略哲學與歷史的嘗試,該作品是失敗的;作為一種習慣法(common law)的安排則是壯觀而成功的。”[28]科貝特自己如何看待該書不得而知。可以確認的是,如同他不再以海軍將領為中心研究海軍史,不再做大跨度的研究,他此后再未將理論與歷史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要么做了專門的理論研究,比如《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要么就在專門的歷史研究中放棄大規模理論研究,比如《特拉法爾加戰役》。[29]

       科貝特此后寫作的海軍史得以吸取前幾部史著中的優點而避開它們的缺陷。《特拉法爾加戰役》是他個人出版的最后一部海軍史著。使用大量材料集中研究一小段時間的歷史讓科貝特可以全方位地展示這場戰役,并得出了足夠堅實可靠的研究結論。[30]科貝特還于1910-14年間完成了《俄日戰爭中的海上作戰,1904-05》的寫作。盡管就材料的獲取、海軍部的參與等方面而言,這是一部官方海戰史。但由于保密不公開出版,且與英國本身沒有直接重大關聯,該書的寫作未受嚴重干擾,延續了科貝特的一貫優點,并因為在有限海軍戰爭與聯合戰略研究方面的價值而在八十年后解密出版,又在2015年首次以平裝本的形式發行。[31]

       作為一個整體,科貝特的所有海軍史著都明確顯示出兩大特點。第一,在堅持原始檔案材料批判使用,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中研究海軍史的基礎上,科貝特的研究呈現出越來越成熟和細化的趨勢。第二,無論是傳記性色彩濃厚的研究,大時間跨度的研究,歷史與理論相結合的研究還是一場戰役的全景式研究,科貝特從未簡單地將歷史寫作視為事實和材料的堆積,從未僅僅按照時間的順序安排他的寫作結構。符合他所始終堅持的寫作標準大致有三點。首先,科貝特所寫作的歷史著作一定會按照明確的主題將相互關聯的各類事件和作戰行動分門別類地加以劃分,并在書末附錄關鍵性的材料原件以供查證。在他看來,僅僅按照時間順序敘述事實只是一種編年記錄,而非真正的歷史研究。這樣的著述只會模糊所要研究的主題。[32]其次,歷史學家應具備掌握研究和寫作主線的能力,沉沒于過多沒有意義的細節之中只會喪失寫作的目標和均衡。那樣的工作充其量只是收集者和檔案學家的工作,而不是歷史學家的工作。[33]最后,在寫作的過程中,他都是史論結合,以便讀者立即明了所述事件或行動的意義,而不是平鋪直敘,等到寫作的末尾才加以總結性的評論。對他而言,沒有“闡釋”(elucidation)的事實敘述同樣不能視為優秀的史著。[34]

       在科貝特一生所寫作的海軍史著中,只有一戰結束后不久的那三卷官方海戰史受現實環境的影響和限制而偏離了他一貫的寫作路徑和風格。這三卷是純粹的海戰史,幾乎沒有對國務家政策活動的敘述,沒有對陸上作戰的描寫,也沒有對其時國際關系背景的研究,只是按照時間和事件發展順序敘述了海上的行動。同時,科貝特也幾乎沒有在敘述的過程中發表評論。總而言之,這三卷海戰史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視為歷史性材料。[35]盡管如此,科貝特依舊秉持嚴謹作風,在史所未見的技術難度下完成了三部海戰史的寫作。結果證明,這三卷史著敘述清晰、流暢、準確,可讀性極強,是極杰出的海戰史作品。僅舉一例便足以證明,除了德國潛艇的初始行動及其部隊的開場行動,德國政府后來出版的官方一戰史關于日德蘭海戰的描述大部分基于科貝特的原始敘述。[36]有著良好聲譽的海軍史學家布瑞恩·湯斯塔爾(Brian Tunstall)曾對科貝特這三卷著作熱情地總結道:“第三卷海戰史的完成標志著科貝特畢生工作的頂點……科貝特史著之明晰、精煉,判斷之均衡以及文字技能皆無與倫比”。[37]


三、海上力量的影響與限度

       海上力量既有偉力也有明顯的限度,這是科貝特畢生海軍史研究的根本結論。對于英國這樣地理位置的國家來說,海上力量有其偉大作用。正是海上力量的成長與運用使得英格蘭這樣一個懸于歐陸邊緣的島國獲得歐洲強國地位及廣大海外殖民帝國。但是,在針對歐陸強國的斗爭中,海上力量亦有其顯而易見的局限。英國在歐陸以及海外殖民地爭奪中所遇到的多次挫折,源于它虛弱的陸軍。英國之海上力量更無法決定性影響歐洲大陸戰爭的最終結果。

       科貝特對特拉法爾加海戰的研究是對這條結論的經典展示。英國在特爾法爾加海戰中的勝利歷來被研究者視為英國海權的巔峰以及“海權歷史影響”的經典案例。指揮英國艦隊擊敗法西聯合艦隊的納爾遜則被視為“英國海權的化身”。然而,科貝特卻通過堅實可靠的歷史研究打破了特拉法爾加中的若干“神話”。首先,他提醒人們,不應夸大特拉法爾加之戰的影響。英國在海戰中的勝利保證的是英國本土和帝國的安全,并未阻止拿破侖在大陸上取得一連串的軍事勝利。英國海權的巔峰恰恰是拿破侖陸權的全盛時期。特拉法爾加“讓英國統治了海洋,卻讓拿破侖主宰了陸地”。此外,由于拿破侖在海戰之前就已放棄入侵英國,特拉法爾加這方面的影響程度還要打上一些折扣。[38]其次,特拉法爾加戰役并非單純的海軍戰役,而是陸海聯合戰役。納爾遜并非這場戰役的唯一主角,唯有將其置于適當的從屬地位,以更寬廣的視野研究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等英國國務家的政策才能真正理解這場戰役的教益。[39]這具體展示了科貝特歷史研究結論的一條自然推論,即海軍行動只是國家總體戰爭政策的一部分,不能自行其是。決定海軍行動目標及方式的是國家在這場戰爭中的總體目標,以及各軍種協同行動的需要。

       科貝特的歷史研究還包括了與上述結論和推論緊密相關的另一條自然推論,即必須盡可能以理性且最富效率的方式運用英國在海上的力量與優勢,才能以相對小的成本為其贏得最大的收益。他在《七年戰爭中的英格蘭》中首先提出并在其理論著作中進一步闡述的“英國式有限戰爭”就是這種高效方式的集中體現。所謂“英國式有限戰爭”,指的是受益于海洋和優勢海軍的阻隔,海島型強國或被海洋隔開的強國具有將有限戰爭的方式運用到無限戰爭中的能力,具體表現為小規模陸軍和優勢海軍的聯合作戰。這種戰爭方式為英國贏得了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并以相對小的代價在歐洲贏得較大的戰爭收益。與此同時,這種戰爭方式無法單獨決定大陸戰爭的最終結果,如有必要,英國亦須全面介入大陸戰爭。[40]

       馬漢研究的海軍史時段與科貝特多有重合,卻得出了大為不同的結論。因此,與他的對比更能顯示出科貝特研究結論的謹慎和經久。[41]馬漢在海軍史研究中得出兩大著名結論:第一,海權是歷史發展和國家繁榮的決定性因素。當一國有條件選擇陸上發展或海上發展時,最好選擇后者而不是前者。相比于擁有陸上優勢的國家,“一個擁有海上優勢的國家對世界事務有更大影響”。[42]英帝國的擴張與榮耀皆源于其無可匹敵的海權,法國在與其斗爭中的屢次失敗則源于國家發展方向的錯誤所導致的虛弱海權。[43]第二,海上優勢以及海上戰斗的結果往往能夠決定戰爭的最終結果。作為這一結論的邏輯延伸,馬漢主張和平時期大力發展以戰列艦為核心的海軍力量,奪取海外殖民地,發展海外貿易,戰時則最好能“找出”敵人主力艦隊尋求決戰。

       后世研究者已經指出,馬漢的結論存在“過度簡化”和“僵化”的問題。首先,英國在拿破侖戰爭前取得的一系列勝利,尤其是針對大陸國家法國的勝利,并不完全依賴海權(更不僅僅是優勢海軍)。英國國務家的大陸均勢政策以及與歐陸國家的聯盟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此外,馬漢的結論明顯無法解釋英國海權鼎盛時期(1805-1809)俄羅斯、奧匈、土耳其等帝國的興起。[44]第二,馬漢考察的是特定時代以英國為代表的少數海洋國家的成功經驗,“海權決定歷史進程及國家繁榮”這一命題所依賴的兩大前提,即海洋經濟是決定一國經濟繁榮的關鍵要素,以及技術的進步不會實質影響海權的地位和作用,已經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技術的進步而不復存在。[45]第三,艦隊決戰并不能決定大陸戰爭的結果。在不存在運用有限戰爭的條件時,海洋國家必須運用大陸式戰爭方式才能影響大陸戰爭的最終結果。這一點已被兩次世界大戰所證明。


四、科貝特與馬漢治史觀念之比較

       史學研究觀念上的重大差異是馬漢與科貝特得出不同結論的根源。作為同時代的海軍史家以及后來者,科貝特對馬漢的研究路徑多有借鑒吸收。在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應扮演的角色以及發揮的作用,海軍史應發揮的作用上,二人也具有諸多相似觀點。然而,在這些相似觀點中存在著看似微小卻實質性的重大區別。觀念上的這種區別決定了他們在歷史研究材料的選擇,歷史所應發揮的作用,以及歷史研究結論得出的邏輯順序上具有根本不同的認識,進而導致了不同的研究結論。

       首先,史學家本人應在歷史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關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用以兩個極端為頂點的一條光譜來形容。其中的一個極端秉持絕對客觀和價值中立的態度,認為史家的任務就僅僅在于客觀而不添加個人感情、忠實地記錄歷史而已。史家的身份因而就被簡化為收集者和記錄者。由此而產生的極端形態就是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史事的編年史。另一個極端則持有對立的觀點,認為絕對客觀和價值中立的史書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編年史也由于編寫者對事件和材料的選擇而喪失了客觀性。史家的任務在于闡釋他所理解的歷史和事實,而不必拘泥于歷史證據。19世紀以來的史學家大多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光譜的某個點上。純粹的編年史被視為歷史研究的材料,盡管重要,但不是歷史研究本身。完全無視歷史證據客觀性的研究者已經無法在現代史學的意義上被稱為史學家。

       科貝特和馬漢亦處于這條光譜之上。科貝特努力使自己處于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位置上。如上文所述,他不承認編年史為真正的歷史研究,史學家應對歷史事實進行闡釋和判斷,并總結出歷史的教訓。此外,史學家更不能無視歷史證據而作出輕率的判斷。簡言之,歷史研究應當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歷史之科學性體現為對事實的收集和權衡,歷史之藝術則體現在史家的寫作風格、安排以及措辭之中。[46]相較于科貝特,馬漢則處在這一光譜上更為靠近第二個極端的地方。這并非是由于馬漢否認歷史證據的重要性,而是他本人幾乎放棄了批判性地研究一手史料以作原創性研究的打算。他更看重于向公眾闡釋歷史事實的意義,展示一個宏大的、整體性的主題:“細節必須要有一個核心思想,并從屬于它的發展”,而不是去收集、仔細權衡和確認其所依賴的那些事實的可靠性和準確性。考證、辨析事實這種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因而十分麻煩和困難的事不值得他親自去做。[47]

       科貝特和馬漢在史學家角色認知上的這種差異決定了他們在研究材料選擇上的差別。科貝特從一開始便主要倚靠一手檔案史料,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他自己挖掘和整理的,并在他所有的書后有選擇地附錄了一些重要的材料,以便當時無法直接接觸到這些材料的讀者查證。從這種意義來說,科貝特的書既是史著也是當時海軍史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來源。馬漢則主要依賴二手材料。其中前兩部海權史著幾乎完全依賴以法語著述為主的二手著作,[48]只是從寫作納爾遜的傳記才開始利用一手史料進行研究,而這也是由于傳記研究本身的性質所致:傳記的寫作必須基于準確可靠的事實進行敘述,而無法像一般著作那樣圍繞一個主題展開論述。也正因為如此,傳記寫作對馬漢來說是件頗為痛苦的事。材料選擇上的這種傾向導致馬漢著作的史學性質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在他寫作的年代,仍有大量的海軍史事實有待確證,仍有不計其數的檔案材料有待整理和公開,市面上準確可靠的海軍史著極為稀少。海軍史家必須親自挖掘史料才能寫出可靠的著作。簡言之,他并不享有后世海軍史家所享有的那種倚靠二手材料寫作的便利。[49]

       第二,科貝特和馬漢在海軍史應發揮什么作用的問題上同樣有著看起來相似卻極為不同的認識。二人皆秉持經世致用的史學觀念,認為海軍史的研究與寫作不能僅為滿足史學家本身的智識和考古興趣,而要總結出能對當下以及未來有所指引的教訓。科貝特說“歷史并非古物陳列館,而是豐富(歷史)經驗的寶庫”。馬漢也認為,“歷史的功能不僅僅是積累事實”,更要能教育公眾,否則史家便未能履行其職責。[50]然而,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相似之處也就到此為止了。在海軍史應首先服務于哪個群體,應如何得出可靠的教訓這兩個方面,他們立即分道揚鑣了。首先,海軍史應首先服務于海軍、國務家還是一般公眾?在科貝特的認識中,海軍史首先應服務于海軍以及國務家,應有助于國務家準確認識海上力量的作用和局限,有助于海軍軍官的教育和訓練,有助于他們研究過去的海軍戰略與戰術。以此為出發點,海軍史研究應是基于原始材料的周密參謀報告,要能體現當時的部署狀況。[51]馬漢更在意公眾的注意。這一點初看起來頗為奇怪,因為馬漢首先是一名海軍軍官,和科貝特一樣,他的史著是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講稿基礎上發展而來,海軍教育應是其首先考慮的目的。[52]然而,到出版史著時,他的注意力顯然已經開始轉向普通公眾:海軍史應著眼于便于“普通讀者”,“路人”和“大眾”的理解,才能吸引更多的讀者,具有更大的價值。據此,海軍史的寫作應生動形象、觀點明確且有所“側重”。準確性則成了第二位的考慮因素。[53]

這種研究目的的不同直接導致科貝特和馬漢在得出歷史研究結論或者教訓的邏輯順序上存在根本不同的認識。對科貝特而言,歷史研究的結論必須基于確實可靠的證據之上,在大量研究的最后才能得出。只有這樣的海軍史著才能用作參謀分析的材料。馬漢的結論則先于其歷史研究。他首先是在閱讀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羅馬史》的過程中受到上帝的啟發體會到海權的重要性,繼而展開寫作以“展示制海權的具體影響”,“證明海軍史與一般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對于海洋的控制乃是影響諸國政策的有力目標,以及這些政策成敗之中的有力因素”。[54]他的歷史研究因而從一開始就不是進行相對客觀的歷史研究,而是搜集特定材料去證明上述既定觀點,向公眾宣傳海權之重要性。[55]


五、結  語

       在現代海軍史學上,科貝特在勞頓與馬漢奠定的基礎上批判吸收了二者的優點,避開了他們的缺失與不足,首次將現代史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融會貫通,真正實踐了大規模的現代海軍史研究。他在海軍史研究中得出的若干重要結論,尤其是海上力量在深具偉力的同時亦有重大局限,海軍行動從屬于國家總體戰爭政策,“英國式有限戰爭”是海洋國家介入大陸戰爭的最佳但絕非可以無條件運用的戰爭方式,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他還將海軍史與戰略理論研究完美結合,產生出現代海洋戰略理論的奠基之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貝特是現代海軍史學上的集大成者。

       縱觀后世海軍史學的發展狀況,更能發現科貝特成就的壯觀與經久。實際上,一戰至今,出色的海軍史家屈指可數,能在史著質量和數量方面與其比肩的更寥寥無幾。[56]一方面,這與科貝特本人的學術品質和能力有關。科貝特本人的勤勉、認真與無畏非常人可比。相比于理論研究,歷史研究從來都是讀起來容易寫起來難,對研究者的智力、耐性甚至體力都有很高要求。在科貝特所處的時代,與海軍有關的大量檔案文件仍有待挖掘整理。考慮到當時各國還不存在定期解密或公開政府檔案的制度,更不存在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檔案電子化和網絡化的便利,挖掘整理文件的工作本身必定極其繁重。科貝特克服了這方面的困難,在他的研究中一貫堅持運用一手檔案材料。

       在馬漢的海權思想風行于世的年代,科貝特實際上扮演了一種“革命者”甚至“異見者”的角色,[57]時常受到指摘甚至否定,但他基本不受動搖地貫徹了自己的研究標準和結論。這方面的壓力和代價也是巨大的。科貝特對海權影響限度的重視使其一再被他所獻身和熱愛的英國海軍(部分軍官)所懷疑。他在撰寫一戰英國官方海戰史時不僅需要應對巨大的技術難度,還要面對海軍部的干涉、審查甚至公開否定。這方面的壓力可能是其溘然長逝的重要原因。[58]

       科貝特在海軍史學方面取得的這種成就也與海軍史學發展的大環境以及他本人的經歷有關。盡管受到諸多限制,科貝特享有若干后世史學家不太容易享受到的研究便利和環境。首先,一戰以前的二十年是海軍史研究的一個高潮階段。馬漢在這方面的功績確實偉大。在他之前,公眾對海軍史的接受度并沒有這么高,對陸上戰爭的描述更受歡迎。二戰結束后,人們對戰爭的厭惡情緒波及戰爭研究本身,在戰略核潛艇得到開發和部署之前,核武器的發展也一度使海軍的作用受到懷疑,這些都使戰后的海軍史研究陷入低潮,到冷戰結束后才又逐漸開始活躍。其次,科貝特并不是單純的史學家。他在海軍史研究及撰寫政論文章方面的能力得到一部分英國海軍軍官的欣賞,因此得以進入海軍學院任教并長期充當海軍高級將領和國務家費舍爾的顧問,[59]不僅在戰前參與過英國海軍作戰計劃的設計,更在一戰中直接參與過戰爭備忘錄和海軍作戰命令的起草。這樣的經歷并不是所有海軍史家都能享有的。

       對中國海軍史研究者與海軍事務實踐者而言,科貝特的海軍史研究與思想具有非同小可的啟示意義。首先,批判運用一手檔案史料尤其是多國一手檔案史料應成為中國海軍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海軍史研究而言,在批判運用一手史料早已成為史學界共識和史家基本素養的情況下再次強調這一點并不多余。受語言、一手檔案史料殘缺、保存分散及保密等因素限制,中國海軍史研究者在實際研究中充分查閱、運用一手檔案史料的難度很大,容易降低要求,進而影響研究質量。[60]

       其次,應逐漸超越傳記式和編年體式的海軍史研究。在中國海軍檔案史料獲取難度大的情況下,扎實的傳記式和編年體式研究必不可少,本身亦可成為未來海軍史研究的重要資料。然而,在世界主流海軍史學界早已在融合國際關系與海軍史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近年更大力向海軍政治與治理、海軍社會學等領域拓展的情況下,中國研究者必須做好超越傳記式和編年體式研究的覺悟,逐漸在多領域進行更為嚴謹扎實、更具分析性的研究。[61]

       再次,一如科貝特所認為的,海軍史研究不能僅為滿足史學家本身的智識和考古興趣,而要總結出能對當下以及未來有所指引的教訓,要能服務于國務家和海軍。然而,在對影響國務家與海軍政策的渴望中始終堅持高水平學術標準,將歷史研究與實務進行完美融合絕非易事。科貝特在這方面展現出的品質和能力應成為中國海軍史研究者,尤其是與海軍決策者緊密聯系的軍內研究者效仿和努力的方向。

       最后,科貝特海軍史研究得出的根本結論及其推論必須得到足夠重視,即海上力量在深具偉力的同時亦有重大局限,海軍行動必須從屬于國家總體戰爭政策,一國必須以最富效率的方式運用其海上力量。當前正是中國海軍和海洋事業大力發展的時代,重陸輕海的傳統思維正在逐漸得到扭轉。如果看一看海洋視野或全球視野,強大海上力量或像馬漢那樣籠統地說“海權”,曾在戰爭、國家繁榮以及國際地位方面給英美兩國帶來的巨大收益,走向海洋將會對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觀念造成巨大變化。然而,必須在這個過程中恰當地認識海洋與海軍的作用與地位,有意識地提防并非不可能出現的“海洋/海軍決定論、決勝論”。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時期,海軍或任何其他軍事力量的發展都必須納入國家大戰略軌道,絕不能自行其是。

        


[1] 關于勞頓對現代海軍史學作出的貢獻及其缺陷,見劉晉:《約翰·諾克斯·勞頓與現代海軍史學的興起》,《歷史教學問題》,2018年第5期,第18-24頁。下文關于勞頓功績與不足的論述皆源于該文,不再另行注釋。

[2] 事實上,在加拿大海軍史學家唐納德·舒爾曼教授1965年的開拓性著作《海軍養成:不列顛海軍戰略思想的發展,1867-1914》(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ic Thought, 1867-1914,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5)出版之前,英語史學界對海軍史學發展狀況的認識頗為模糊,嚴重漠視馬漢之外的主要海軍史學家。例如,美國海軍史學家亞瑟·馬德的英國海軍史名著《不列顛海權剖析》錯將《時代》海軍記者威廉·克勞斯(William Laird Clowes)視為海軍史料協會(Navy Records Society)成立的倡議人(應為勞頓);英國史學家古奇將馬漢視為現代海軍史學的推動者,僅對勞頓和科貝特一筆帶過,忽視了他們的貢獻。見Arthur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 1880-1905,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6, p. 45;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3, pp. 402-424。

[3] 劉晉:《約翰·諾克斯·勞頓與現代海軍史學的興起》,第20頁,另見J. K. Laughton, “Historians and Naval History”, in Julian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19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3-22。

[4] 勞頓長期在海軍中擔任自然科學教員,他也首先是以自然科學專家的身份在海軍內部立足并得到尊重。這種尊重有助于他對海軍史研究的推廣。勞頓海軍史著述篇幅雖小,但并不代表不重要。通過極為嚴謹的考證和研究,勞頓的傳記和文章破除了海軍史上的許多神話,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5] 馬漢既是海軍史家,也是海軍戰略思想家、政論家和帝國主義者,一生著作等身。據統計,包括上述海軍史在內,馬漢一生共出版20部著作和137篇論文,見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48。

[6] 因為他在海軍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與顯赫聲望,馬漢1902年被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

[7] John B. Hattendorf ed., Doing Naval History: Essays Toward Improvement,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5, p. 3.

[8] Donald M Schurman, Julian S. Corbett, 1854-1922: Historian of British Maritime Policy from Drake to Jellico,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1。對科貝特生平活動的敘述皆參考該書,不再單獨注釋。

[9] 科貝特作品目錄見James Goldrick and John B. Hattendorf eds., Mahan is not Enough: The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3, pp. 295-310。

[10] 令人驚奇而尊敬的是,除了第一部史著《德瑞克與都鐸海軍》,科貝特在他后來的海軍史研究中幾乎徹底壓制了浪漫主義的影響,保持了一貫的理性、審慎和克制。盡管如此,他仍然對歷史寫作的浪漫主義保持敬意。他曾在一篇書評中如此寫道:“麥考來或弗魯德的藝術方法……并不必然會妨礙科學準確所要求的嚴謹”。引文見Julian Corbett, Review of Arthur W. Tedder, The Navy of the Restoration, in History, Vol. 1, Issue 4, 1916, p. 245。

[11] 本文使用的是1988年版: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with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Power, Aldershot: Temple Smith, 1988, 2 volum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B. Wernham。

[12] Julian Corbett, Sir Francis Drake, London: Macmillan, 1890.

[13] Julian S. Corbett, The Successors of Drak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0.

[14] 大概是出于對馬漢這樣一個開拓者的敬意,科貝特在馬漢有生之年并未公開批評他的歷史著作。然而,馬漢逝后,這一顧慮也大大減少。1916年談到馬漢最初史著所依賴的二手著述時,科貝特認為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不可靠、價值甚微、缺陷眾多、極具誤導性”,見Julian Corbett,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December 1916, p. 735。

[15] R. B. Wernham, “Introduction”, in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vol. 1。原書導言未標頁碼,按照順序,這里參照的是該導言第3頁的內容。

[16]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p. vi.

[17] 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vol.1, p. vii.

[18] Julian S. Corbett,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vol.1, p. 75; vol. 2, pp. 53-54.

[19] 約翰·科洛姆和菲利普·科洛姆是英國海軍軍官,分別官至上校和中將,是19世紀中后期藍水學派海軍思想的主要闡述者。關于科洛姆兄弟的海軍史研究,見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pp. 16-59。

[20] 科貝特作品的質量和學術性在同時期整個英國史學界都是令人矚目的,見同代史學家,同時也是英國史學專業化運動重要人物之一的艾伯特·波拉德的評論,Albert F. Pollard, Review of Corbett’s The Successors of Drake, 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6, No. 63, July 1901, pp. 577-578。

[21] 本文使用的是該書第二版,見Julian S. Corbett,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A Stud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British Power within the Straits, 1603–1713,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7, the second edition,科貝特該版前言仍然為1903所寫,未說明與第一版相比有任何改動。

[22] Julian S. Corbett,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pp. vi-viii.

[23] Julian S. Corbett,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pp. v-vi.

[24] 見同時代一位評論家對科貝特這一著作的嚴厲批評:R. C. H. Catterall, Review of Corbett’s 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 No. 1, Oct., 1904, pp. 164-168。

[25]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p. 163.

[26] 這兩部史著本文使用的版本分別為Julian Stafford Corbett, 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 War: A Study in Combined Strate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print of the first edition;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27]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1.

[28] D. M. Schurman, The Education of a Navy, p. 169;舒爾曼評論中的習慣法與結合相對應,指的是科貝特此書雖然未使人們在一般意義上認可戰略哲學結合歷史學的寫作方法,它本身的這種寫法卻得到了人們的承認。

[29]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30] 科貝特曾在書中批評納爾遜戰術冒進,引發了激烈爭議。海軍部專門為此組織了特別調查委員會,但最終得出了有利于科貝特的結論。見Donald M. Schurman, Julian S. Corbett,1854-1922, pp. 113-130。

[31] Julian S. Corbett,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 reprint of the 1994 edition.

[32]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aise I,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 No. 4, July 1900, pp. 744-745;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aise Vol. II,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 No. 3, July 1901, p. 546; “The Revival of Naval History”, p. 734;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1, p. xxvi;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Julian Corbett ed., The Private Papers of George, second Earl Spencer,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1797-1801, vol. 1,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13, p. x.

[33]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aise Vol. IV,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6, No. 1, Oct., 1910, p. 116; “Staff Histories” in Julian Corbett ed., Naval and Military Essays: being papers read in the Naval and Military s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print of the 1914 edition, p. 32; Review of Arthur W. Tedder, The Navy of the Restoration, in History, Vol. 1, Issue 4, 1916, p. 245.

[34]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Charlés de la Roncié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aise I, p. 744;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1, p. xxviii; “The Teaching of Naval and Military History”, History, Vol. 1, Issue 1, April 1916, pp. 14-15.

[35] 科貝特早就意識到寫作同時代戰爭將遇到的限制,一是無法坦率的陳述事實,二是健在相關人士修正批評的傾向。這樣的限制幾乎是無法避免的,見Julian S. Corbett , “Staff Histories”, pp. 27-28。

[36] Julian S. Corbett, Naval Operations: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Vol. 3, East Sussex: Naval and Military Press, 2009, reprint of the 1939 edition, p. vi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3.

[37] Brian Tunstall, Review of Julian Corbett’s Naval Operations, Vol. I-III and Henry Newbolt, Vol. IV, V, History, Vol. 19, Issue 73, 1934, pp. 24-25.

[38]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pp. 321, 408, 424.

[39]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p. viii.

[40] 關于“英國式有限戰爭”理論的演變及該戰爭方式的局限,見劉晉:《英國式有限戰爭理論的起源與流變》,《國際政治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7-142頁。

[41] 需要注意的是,對比科貝特與馬漢在研究結論方面的差異,并非將兩人完全對立。科貝特的研究并未徹底否定馬漢,而是對馬漢的修正、深化和拓展。

[42] 吳征宇:《海權的影響及其限度—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權思想》,《國際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1頁。

[43]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pp. 451-452.

[44]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pp. 451-454.

[45] 吳征宇:《海權的影響及其限度》,第105-106頁。

[46] Julian S. Corbett, Review of Arthur W. Tedder, The Navy of the Restoration, p. 245.

[47] 見馬漢1902年就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時發表的演說,A. T. Mahan, “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Oct. 1902, reprinted in his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with Other Essay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908, pp. 245-272; 以及A.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7, p. 277。

[48] A.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p. 278-279, 310.

[49] Andrew Lambert, The Foundations of Naval History: John Knox Laughton, the Royal Nav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1998, p. 121.

[50] Julian S. Corbett, “Staff Histories”, p. 23; A. T. Mahan, “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pp. 251-252.

[51] Julian S. Corbett,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pp. vii, xi.

[52] Jon Tetsuro Sumida, 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pp. xi-xviii.

[53] A. T. Mahan, “Subordination in Historical Treatment”, pp. 251, 253; [美]羅伯特·西格:《馬漢》,劉學成等譯,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419-421頁。

[54] A. T.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p. 276, 277, 283.

[55] 兩人著述出版的順序也能體現他們在這個方面的差異。作為對其多年海軍史研究的理論總結和升華,科貝特的海洋戰略名著《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是其獨立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馬漢首部海權史著就已作出對“海權歷史影響”的著名判斷,后續著作只是對該判斷的注解和論證而已。

[56] 關于二戰后的出色海軍史家及海軍史發展的新領域,見W. A. B. Douglas, “Naval Hist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David A. Charters, Marc Milner, and J. Brent Wilson eds., Military History and Military Profession, Westport, Conn. : Praeger, 1992, pp. 76-82.

[57] Lord Sydenham of Combe, “Sea Heresies,” The Naval Review, May 1931, p. 234.

[58] 科貝特在完成第三卷手稿數小時后即去世,見Donald M Schurman, Julian S. Corbett, 1854-1922, p. 176。

[59] 約翰·費舍爾(John A. Fisher, 1841-1920),英國海軍元帥,英國海軍史最具影響力的將領之一,曾于1904-1910年及1914-1915年兩度出任英國海軍第一海務大臣,對英國海軍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60] 蘇小東、李鐘超:《淺談海軍史研究與軍事檔案的利用》,《軍事歷史研究》,2010年增刊,第196頁。

[61] 關于現代海軍史研究主題的變化,可見Richard Harding, Modern Naval History: Debates and Prospect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來源:《國際關系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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